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观测和理论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是显著存在和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研究保障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应对之策，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因为西方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支在内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典著作应运而生，气候经济学在中国参加巴黎协定谈判的准备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也得到了大量应用。

       以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作为最大的、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也正面临转型压力。种种发展的新瓶颈和新变动与趋势表明：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应有条件和动力转换到依靠知识、技术、治理而提高效率支撑增长的发展阶段，从而缓解透支自然资本带来的社会代价。

       从三个维度实现低碳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过去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及相应的能源、土地、水、矿产品和环境容量资源（或者对环境质量的损失）等要素投入的支撑。然而，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上升，环境污染压力、能源与水资源安全等问题已逐渐成为约束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此外，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廉价劳动力供给趋近刘易斯拐点；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稀缺程度不断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量过剩产能和沉淀投资使经济系统承担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对优良环境质量及健康、舒适生活质量的需求之间的差距形成反差；宏观经济的债务、金融、环境等系统性风险也有所增加。

      中国发展还越来越面临着日益严格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这一约束既是挑战，但其中也蕴含着机会。它和中国经济发展步入转方式、调结构、升级换代阶段的要求存在着某种吻合，都要求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而提高要素效率，要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要求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效率取向型的变迁，以适应要素结构和稀缺程度的变化，摆脱现有的要素比较劣势，形成新的要素比较优势。由于碳排放与其他局地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比如都是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所致，因此恰当应对碳排放约束，会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助推器或催化剂。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制定低碳发展整体战略，并提升其战略定位，与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将低碳发展作为提高要素生产率和驱动经济增长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实现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收入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从而全面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

实现低碳发展转型，需要从时间、空间和结构三个维度优化转型路径。

       时间维度是指随着中国承诺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目标，尽快启动碳排放峰值管理进程，从排放量增速、峰值幅度和达到峰值后减排路径等方面，形成峰值管理框架，形成倒逼机制，以争取通过能动的努力使碳排放峰值比自然峰值来得更早、更低，从而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因此，需要在短、中、长期不同的时间尺度内建立发展进程与节能减碳目标之间的密切关联，分阶段设定社会经济发展和节能减碳目标。

       近期的战略重点是提高制造业能源效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动态优化产业结构；依序削减或去除散煤、工业过程用煤、低效机组发电用煤，迅速推进交通工具电气化以降低油耗，以此提升能源结构低碳化程度，有前瞻性地完善城镇化、基础设施、交通、建筑等领域的低碳规划目标，避免锁定效应。中期是逐步实现交通和建筑部门的低碳化转型，构建低碳产业占据突出地位的产业体系，提升低碳技术领域创新能力，建设低碳城市、低碳城镇、低碳园区与社区。长期则是追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完全脱钩，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安全布局，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低碳竞争力并普及低碳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建设低碳社会。

      空间维度是指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区划、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等战略布局，在城市群、城市、城区与小城镇、社区尺度优化空间布局，塑造低碳城市形态，推动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多层次、组团式结构转变，降低因为城市职能设定失当、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设计不合理所导致的碳排放。在城市群层面，优化城市群布局，发展多层次有序聚集的城市群体系；协调区域发展，优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与产业；构建城市群内低碳交通网络。

       在城市层面，构建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防止城市蔓延；加强土地混合利用和多样化开发，促进职住平衡；实现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布局低碳化。在城区与小城镇层面，则倡导“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促进职住平衡；提高连通性，优化城市机理；完善自行车与步行基础设施，构建慢行交通体系。在社区层面，则是推广低碳高效的社区空间开发模式与基础设施；培育低碳文化和低碳生活方式；探索推行低碳化运营管理模式。

       结构维度是以提升碳生产率为低碳发展的核心目标，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动态优化国民经济产业、行业和产品结构，实现碳排放控制与提升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的双赢。

       产业方面，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引导，大力促进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优化，提高现代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比重；行业方面，通过产业组织的整合，促进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增大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工业比重。产品方面，在产业组织整合、企业产权制度和投融资体制与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将品牌、研发创新、核心技术、高端制造能力、生产性服务能力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增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把握低碳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

       基于国家推进“能源革命”的路线图和工作部署，借助国家加快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东风，把握以低碳技术发展为基础的低碳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从中国发展阶段和能源资源禀赋等基本国情出发，着眼于形成、保持和提高整体技术体系的竞争比较优势并将之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同时，明确低碳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规划布局，把握低碳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通过在技术发展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推广，构建完整的低碳技术体系，提升中国未来低碳发展的技术和产业竞争力。

      因此，在近期（2020年前），工业、建筑、交通和火电部门的能效技术将对碳排放控制发挥重要作用，低碳技术推广应用重点包括超临界发电、第三代大型先进压水堆、陆上风力发电、高压干熄焦、余热余压回收、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窑、大型合成氨、绿色照明等技术。同时加大电力和工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第四代核电、大规模储能技术、海洋地热能发电等关键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并加快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海上风电、第二代太阳能光伏薄膜电池、先进电炉炼钢、高效集成热泵系统、低成本高效太阳能建筑、纯电动汽车等技术的商业示范。

      尤其是考虑到治理雾霾及其他局地大气污染物的紧迫性和中国煤炭资源禀赋的国情，可通过推广高参数超超临界技术，加快火电行业装机增量调整，加速提高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装机占比（从目前的约30％提高到2020年的约40％）。与此同时，加速煤炭利用方式的高效转变，在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非电煤炭使用部门的电气化和燃料替代，提高煤炭消费中电煤比重，减少非电煤比重，最后达到煤炭总量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结构发生电煤比例上升和非电煤比例下降的结果。通过提高电煤应用的效率和增加煤炭消费中的电煤比重，同时实现控制局地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目标。

       到中期（2030年），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NGCC）、大规模海上风力发电、第二代生物质能、智能交通系统、智能电网、高效太阳能建筑等技术，经过十多年的示范，已经达到或接近商业化水平，将成为支撑中国低碳创新发展的重要技术。

       而2030年至远期（2050年）这一阶段，在能效技术依然具有显著效应的前提条件下，低成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大规模陆地和海上风力发电技术，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集中热发电技术，第四代核能技术，第二代生物质能技术，智能电网，电动汽车，高效蓄能技术，零能耗建筑等一系列先进低碳技术都将得到大规模应用，成为中国低碳技术和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